读《人文地理学概说》之二 (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回溯)

关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李旭旦先生从战国时期的《尚书. 禹贡》谈起,由于禹贡记载了古代九洲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情况,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方志雏形的地理著作。《周易》提出了“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视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论点。

先秦著作《礼记.王制》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这其实就带有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进一步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他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的《天论》篇中发表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管仲在《地员》篇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东汉王充的《论衡.明雩》篇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主张人和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地关系的绝对化。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约533-544年)中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说法,已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因地制宜”这个四个字虽然是《随书.经籍志》656年才提出,但是这种思想很早就被重视。唐代刘禹锡(772-842年)主张人地相关论,认为:“天与人相交胜”,“还相用”。

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1631—1692年)的《读史方舆纪要》都讨论了各地区和人地关联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虽然讲关山险隘,却一再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清朝刘继庄(1648-1695年)认为治学要解决实际问题及“天地之故”,即要求以人地关系来研究好分析学术问题。最后,李旭旦先生又指出,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人文地理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

李先生从战国时期开始,一直谈到清朝有关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文献。一个侧面可见李先生深厚的历史功底,《禹贡》可谓是我国地理学研究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文献。《尚书》相传是孔子所著,而后李先生又谈《礼记》、《易经》、《孟子》等儒家经典。在遵循儒家经典著作的同时,李先生又举了荀子、王充、贾思勰、刘禹锡等人物的例子。按照朱熹的观点,道学自二程而渐明,如果认为朱程理学为儒家的正统,那么李先生对于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思路似乎起始于儒家经典,却又经历了百家争鸣,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对中国古代基于人地关系思想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按照意识形态的不同进行归纳,这样一来,还是会发现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其人地关系的观点。就像有些思想家偏向于环境决定论,有的人却坚持二元论,抑或是或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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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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