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宁:西安近代三次大移民

转载自:http://www.inxian.com/20120113/38384  作者:吕晓宁

我在西安生活了多半辈子,户口和身份证都写着我在西安的居住处,我其实已经是西安人了。

尽管在西安生活了四十余年,但我仍然不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

首先,我的西安话就不地道,哄哄外地人还可以,本地人一听就知你是外来户。前些日子在广州,问起我的西安话为什么不地道。我说,陕西话或西安话,和任何地方的方言一样,都有一个根,虽然我的陕西话不地道,但我都能分辨出来别人说的是关中哪儿的话。

正宗的西安话,是西大街的话,就是坊上的话。城南,特别是长安县的话,就与西安城里的话不一样。陕西关中以西安为界,分西府宝鸡和东府渭南,这两地的话也与西安话不一样。地道的陕西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出生或生活地,他的话有一个具体地方的根。而我的话,却是西安和陕西关中各处话的一个大杂绘,地道的西安人一听就知道你的话没根,不是正宗的西安人或老陕。

西安其实是个移民城市,解放时城市人口不足四十万,今天已经五百万。刚解放那年,西安市区仅在城墙里外带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外到四个稍门有点东西,其它都是农村。前年做文艺路项目,有人问我,文艺路靠城墙根原来有什么,我说,是农田。我到西安上的师大二附中在南郊,今天的85中,就是出了团中央书记陆昊的学校,虽然有很多单位盖了高楼和院墙,但单位和单位之间仍然都是麦田,俺中学的墙外就是麦子地。如今这五百万人,不可能只是那四十余万人,生了又生,这些人生不了多少人,大部分还是迁移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只有这些人一齐努力生,才可能达到这么多人。

上网查了下,关于西安移民的条目有288万条之多,但涉及西安移民的只有几条,最多的是当今办理国外移民机构的广告,其次是那年西安的高考移民案,再就是陕西这些年把山民移出的信息。那少的可怜的移民文章,有一条介绍了从古代到今天,移民和西安发展的关系,其中提到五十年代计划经济迁移来的东北人和上海人,还特别提到俺校——西安交通大学。再就有几条关于抗战时期的河南移民,其中有陕西文化投资集团投拍的电视连续剧《叶落长安》原作者小说中的原型,住在西安小东门的王玉兰。

二十世纪,西安应该有如下几次大移民。

第一次应该是民国18年的渭北大旱,逃荒来西安的陕西渭北的农民,计较起来,这些不是外省来的移民,算不得正宗。著名作家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开头就是精明的梁三老汉捡了个渭北逃荒来的婆姨,书上曾经描写,这女人虽然看起来因逃荒饥饿而憔悴,其实很年青,身材面容都好,只要过上正常日子,就能出落的不错,虽然带了一个孩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梁生宝,但不怕喂不熟。

第二次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其中有两大拨,一是从东部迁来的人,包括连战的家人。这些人基本上属于中上层社会,如同当年的重庆一样。另一拨就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叶落长安》中的王玉兰就属于这一群人,陕西当年著名的劳动模范赵梦桃也是,记得著名作家魏刚焰写赵梦桃的报告文学,开头就是梦桃坐在大人挑的担子里,跟在河南人的逃荒大军中。

这些河南人在西安除了住在小东门,还有一拨住在陇海线铁道的北面,西安称道北,也有很多河南人是随着陇海铁路通车而来的。过去西安人瞧不起这些河南人,称他们为河南担,意思是挑着担子来的,这一群绝对是最穷的人,后来道北一直是西安的贫民窟,如同北京的龙须沟。小东门那一带,即解放路,过去也被称为河南自治区。不过,那地方的官话不是西安话,而是河南话。

文革期间,道北的中学生打架非常有名,我们南郊的中学生武斗,都得请道北的学生支援。南郊那年头被称为文化区,高校、机关、科研院所和文化单位居多,男孩都是小白脸,打架根本不是个儿。那年头在西安只有说河南话,才有资格当小混混,我们都会一口模仿的伪河南话,以便和这些道北的中学生称兄道弟,成为哥们姐们。

第三次移民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一五、二五、三线建设,西安由一个破旧老城,一跃成为工业新城,从东北、上海、北京等地迁来大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工矿企业,支援来大批中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东郊的纺织城、西郊的电子城,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甚至西安电影制片厂,也是长影支援的。当年长影支援时,把厂里的垃圾货都打发到西影,没想到,西安这个位于盛产小麦的关中的城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吃的都是白面,哪象东北,冷不说,那一嘴的高梁花子和没完没了的棒子面,绝对不能和西安相比,令这些被长影扫地出门的人大喜过望。

当年西北开发,陕西甘肃都成为工业基地,建了许多工厂,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国务院决定将工科的交通大学迁至西安,后来因为出了点什么事,没有迁完,如今成为西安、上海两个交大。至今老交大的人仍然在计较谁是正宗。虽然这个正宗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于实际境况完全无关,但确实有那么多的老交大,可能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我们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西北,没来的那些人反而发达起来。

当然,西安还有第四次大规模移民,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对西安起什么作用,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和抗日战争、计划经济不同,那时节的移民无论什么原因,都是被迫的,很难再回到故乡。

网上一文说,计划经济迁来的那些人,对西安重振汉唐之风起了作用,我觉得这话很可笑。那些从东北和上海迁来的,根本看不上西安这个老土帽,特别是从上海滩来的交大,洋气、派头,明着被西安土著视为资产阶级歪风,暗地里却在模仿追随。听说,交大人刚来西安时,发现西安的鸡极便宜,于是大量购买,满足他们的口胃,很快就把西安的鸡价抬了上去,引起西安土著的强烈不满。那年头的西安或陕西人,光吃辣子不吃菜,哪儿见过这些上海人。西安女人的装束都以西安交大为模本,尽管他们嘴上仍然对交大的上海鸭子呲之以鼻。

那年头,西安交通大学其实是和西安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性、文化、作派、穿戴,都不一样。交大校长彭康是五级干部,陕西最大的领导西北局的刘澜涛不过六级,地方上没人能管得了交大。文革前开始的省委整交大的凌雨轩先生其实包含着文化上的深层差异。文革中,其它高校为一派,唯交大为一派,分为西派东派,我一直认为肯定包含着文化上的深层冲突。

如今的西安交通大学该如何评价,是被陕西同化而守旧迟滞、四平八稳,还是独立于陕西文化之中继续引领时代的风尚和思潮呢?我不知道,还是由大家凭着自己的感受评说吧。

2011年10月15日,一个天高气爽、晴朗透沏的秋日,我在西安朱雀门外拍城墙时,遇见一位年高84岁的坊上伊斯兰老汉刘凤安,他说他自多少代以上就是西安人。我问他,那追溯上去,到底是多少代呢?他说,他们是从唐朝就居住在西安,很可能西安的伊斯兰兄弟,其实就是唐长安时西边波斯来做生意和做官的人的后裔。如是说,这个城市的人说来都是移民。

几年前,我在坊上的米家,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名店吃羊肉泡,听对面坐着的一位老汉的口音是山东人,就和他攀谈起来,没想到竟然引起老汉的伤感,叹了口气,说:“回不去家乡啦,老伴已经葬在咸阳垣上啦,我也只能等着老死他乡,也埋在咸阳垣上,陪着老伴吧。我在西安唯一的本家,一位堂弟,他家也是计划经济从东北迁来的,文革中才遇见,前几年回老家,把他父母的骨灰带回俺们的王家岛安葬。”

这老汉的伤感使我想起一件往事。我家刚来西安那年一个深秋的周未,来了一位送煤的老汉,其实可能也就五十岁,无意中露出一口东北话,老爸问他,为什么来到陕西,才知原来是一位东北军的老兵。老爸见他是老乡,就给了他两盒大前门,只见那老兵扑的一下跪了下来,双手拉住老爸的手,老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喃喃地说:“三十年啦,可见到家乡的人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回不去啦!!!”今天还有谁知道,西安到底流落了多少东北军的老兵,流落了多少当年迁入西安的东北大学的学生,如今他们都在哪里,他们的子孙后代又在哪里?

我正在拍一个西安的纪录片,就是西安的移民,这几拨这几代,这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平静地生活在西安城里,老年人还留着家乡的口音,后代则操着一口标准或不标准的西安话,吃着羊肉泡、馍夹肉、凉皮、葫卢头,一代一代就这样缓缓地,经意或不经意,融入这个古老的新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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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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