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布热津斯基谈中华帝国一可怕特征

布热津斯基还特别指出,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间就能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少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对人数比之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通知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关天—大西安—渭北

1.1 关中—天水经济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商州、洛南、丹凤、柞水一区三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7.98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为2842万人,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1.2 大西安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将西安在2020年建设成为8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大西安”的总体规划将肩负起“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历史使命。规划对西安的产业布局定位为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元器件、输变电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先进制造和旅游文化、商业物流、会展咨询、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 继续阅读关天—大西安—渭北

忽视地理学是中国近代悲剧的深层原因

近代,欧洲人追逐航海贸易走遍了全世界,并且大大深化了开放融合的意识,这些都与重视地理知识有密切关联。17世纪欧洲地理学家不断收集更新的知识,纳入地图里面,他们积极投入这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回馈修正过程。而同时代的中国,却不屑于收集类似的知识,当时的中国文人就算写牵涉海外的历史书籍,地理书籍,也不是为了我们出去做贸易的人使用,这成为中国跟当年的欧洲最大的分别。这种分别也许就构成了后来悲剧性的交叉和撞击的深层的理由。 继续阅读忽视地理学是中国近代悲剧的深层原因

近思札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不带有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确实比计划经济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没有计划的自发式市场经济已经过时。市场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由“守夜人”式的政府向实施宏观调控的政府转变已成为基本趋势。

我国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大,但经济效益却相对不高。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觉得资源浪费是一方面,附加值低的产品较多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凡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的公司,都死掉了。Sun就是明证;凡是会忽悠客户掏钱的公司,都活的很滋润,Oracle就是明证。

有人参佛,有人悟道,吾一心向儒求理,至死方休。

什么普世价值都是不存在的。凡是讲什么普世的价值都不会有什么价值。

温总理常说,看中国的问题,要善于学会做乘法和做除法。看成绩要做除法,即使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看问题则要做乘法,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达尔文认为人类进化的分水岭是直立行走。可当初那个调皮的猴子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呢?

BTW,如果人类是机器人,老聃在《道德经》里面讲到的“玄牝之门”就是很给力的装置了

难道人类不就是一种机器人吗?都担心机器人会毁灭地球,其实人类不也一样,只不过是人类对自身驾驭不了的另一种物种的恐惧。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恐惧和反思。

如果拉马克是正确的,那女人为什么要有处女膜呢?而达尔文主义者则更精妙,他们认为之所以人类有别于其他哺乳动物保留了处女膜,是由于男权主义选择的结果。而这样的解释忽视了母系氏族的存在,完全可以辩解道,母系氏族的女性可以天生就没有处女膜。而事实是我们大多数的祖先们都曾经历了母系社会。 继续阅读近思札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原始的富裕社会

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原始的富裕社会》一文中,曾把石器时代描述成“最早的富裕时代”。他论证道,一个富裕社会是“其间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他认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石器时代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加符合这一标准。

诚然,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也没有强大的医学技术来延长自身的生命,但是当时人类的正常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满足基本要求所需。也就是说,他们很少遭受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而且小型团体的游牧生活还能使之远离规模稍大的定居共同体所特有的疾病。更有说服力的是,通过对工业时代个人平均工作时间和石器时代人类为了获取维持生计的食物所花费的时间的比较,萨林斯发现石器时代人类并不需要拼命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其工作量远远小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工薪阶层。这样,他们就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享受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石器时代人类是否“满意”当时的生活水平,或者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但至少这些空闲时间可以让当时的人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了资产阶级启蒙人物卢梭在1755年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卢梭逻辑清晰的阐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即人类的“原始状态”,才没有奴役和屈服,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用抒情的笔调极力的赞扬了自然人和自然状态。而当伏尔泰看到这篇文章后,却反讽道:“看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作,我为此谢谢你。在企图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愚蠢上运用这般聪明,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捧读尊著,人们不由的渴望用四肢爬。”在伏尔泰看来,卢梭的这种思路是神经质甚至可怕的。这不仅是希望人类重返原始社会用四肢爬行,更是在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继续阅读原始的富裕社会

近思札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 苏轼如此评价韩愈。这大概是为君子的最高境界吧。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继续阅读近思札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重走长征路之三 随记

7月18日

其实每天都像在长征一样,人活着就要像一个队伍。 @陕西省西安市

7月19日

每次听“十送红军”,心情就会很沉重。

红军走过的那道坡,那个雕龙画凤的望红台。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不停的在眼前跳跃。@渭南市临渭区310国道

7月20日

说道长征就不得不提蒋介石对苏区的围剿,在正式围剿苏区之前,自1933年9月国民党军相继破坏了红军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已经实施了四次围剿。这时,我中央苏区彻底暴露在敌军面前。@江西省南昌市

三下南昌 @南昌市阳明路64号

南昌人为了纪念明代大儒王夫之(船山先生)而名此路为船山路。 @南昌市船山路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饭后就出发 @南昌市八一广场

我决定再也不走夜路了,一辆康明思在我身后爆胎,朝我急滑而来。。。 @南昌县文卫路263号 继续阅读重走长征路之三 随记

GDP和国力

转载一篇历史爱好者写的关于历史真相解读的博文。虽未考证,但对于两宋来说,其经济实力远超过盛唐的“开元之治”,也高于明清。但为什么宋朝GDP如此之高,却依然国土沦陷,积弱守道呢?而盛唐经济虽不如宋,甚至不如隋朝,为什么国力雄厚?想必世人更乐于评价一个朝代强盛而带来的“幸福感”,并不以经济实力论成败。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继续阅读GDP和国力

地域经济发展模式到中国模式

不能算是一篇思路清晰的文章,只是自己片段的思路记载下来。市侩上有说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乃当今温州模式的文化根基。盖不论国人有一旦发了一笔巨财便装饰门庭,修家谱赞盛世的传统,所谓“乱世扬武,盛世修典”,永嘉学派提倡的事功之学和当今温州的创业精神是有着交集的部分。而这种交集是如何产生的?是基于历史的传承深深烙印在温州人的心中,还是一种牵强附会,自当专家学者评断。

不过大家还是很容易看出温州,苏南,岭南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很不同的,再比如大范围的中国北方和中国南方亦有很多差异。不过当把这些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抽离开来并选择其共同点,也许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谈论的中国模式。读了冯兴元先生关于《中国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的讲座,我深感受益匪浅。冯先生从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演变入手,谈到不同区域的文化,有谈到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冯先生看来,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其次,在后来专家的点评中,又简要的提到了中国模式。这篇文章,从历史和地理入手谈文化,而后又总结发展模式是很新颖的,但是冯先生在谈论历史和地理对文化的影响上,略显得有些大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北京大学李孝聪先生的《中国区域历史地理》。我觉得这本书谈论历史和地理问题比较深入,以我浅薄的知识认为还是可以作为借鉴,然后可以更好的分析和总结地理文化现象。 继续阅读地域经济发展模式到中国模式

内圣与外王

内圣外王,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但这并不妨碍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因为自宋以来,随着儒道释三教合流,理学出现,随之开始用“内圣外王”来阐释儒学。引用了两篇文章,从内圣外王的关系讲到两者对于当今文化模式的借鉴。窃以为,单就内圣外王的二分法来评断儒学有失公允。而关于文化模式的问题,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民族都会有内圣外王的过程,只不过说,如何达到内圣,又是否要去外王,或者怎样达到外王有着不同的方法。作者以明朝的国家关系为例,认为国家的强大和德行会招致“臣服”,而不是诸如西方国家基于丛林法则的恐吓,武力。儒学讲“礼”,中国自古人与人的关系,甚或是国与国的关系就建立在“礼”的基础之上,穷人家去富人家走亲戚,会带着礼品,但也会得到施舍。夷国到天朝就要“朝贡”,中原的大国必定会赐予些金银财宝或其他必要物资。这种“走亲戚”和“朝贡”的关系扭合了主要的东亚国家。可以说是一种“内圣外王”的方式罢了。

继续阅读内圣与外王

读陈来先生《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一文有感

转载一篇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先生的文章,题为《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该文深入浅出,阐述了宋明理学产生的北京,传承发展,并交代了关键人物及其主要思想。不失为一篇极好的理学入门文章,博主阅读同时附加自己的感悟,全文如下:

今天讲会的题目是“宋明学案”。学案就是录载学术的传承、发展、演变,“宋明学案”就是把我们国学的宋元明这个时代的国学的主要形态和发展作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宋明学案”的学是指儒学,而儒学在宋明时期是以理学为主,其中又包含各个派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宋明学案”,是要从“宋明理学”来看看国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特色和它的发展演变。

一、宋明理学的起源

理学发端于11世纪,但是发展的苗头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博注:可惜韩愈这个人资质太浅,但在当时对儒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谓是魏晋玄学后高举儒学大旗第一人。)韩愈的儒学复兴运动有一个明确的背景,排佛。大家可能都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被迎到香港、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做了全程实况转播,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行程,受到上百万人的欢迎,后来这个佛指舍利又到泰国。懂一点历史的就知道,这个佛指舍利正是和韩愈有关,这个佛指舍利在唐宪宗的时候曾要把它迎到宫中做一个短期的供奉,结果被韩愈知道了,韩愈写了一个《谏迎佛骨表》,劝诫皇帝不要这么做,不要迎这个佛骨到宫里面来。韩愈认为佛教的进入,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由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非常有先见之明地把《大学》提出来,高举《大学》旗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 继续阅读读陈来先生《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一文有感

宋明理学在江西

“通过对江西的游历,希望能探访宋朝士大夫治学入仕所留下的遗迹,体历他们曾经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感悟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理想抱负。”

宋代是一个礼遇士大夫的朝代,宋太祖开国之初即“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并立有“不杀士大夫”之誓约。特别是随着制度策略中“右文”政策的推行,大量知识分子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仅充满了一代士大夫的自豪与自信,也等于是提醒君主,我们是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它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也清楚地表明了宋代政治的特征。宋代士大夫现实境遇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刺激了士大夫阶层心理意识“在全新水平上的高度自觉”,使他们能够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中以所投身的政权之安危为念,能够把自身的命运同王朝社稷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范仲淹主张“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治人”必须先“修己”。 通过考试,皆可为“士”,成为士”这个必经阶段,才能领导社会,“修齐治平”。王安石倡导“为己”之学。他引《论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一语,加以引申,故说: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朱子曰:“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此语是针对士大夫而言,非对一般百姓。因为士大夫是未来的政治社会领袖,必须了解利、义之分。如同柏拉图主张的“reason高于desire”,也是对哲学家、思想家而说的。所以他说“哲学家”最宜于做“王”。理学的功夫重点主要在“修己”方面,这是一种内转,也是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继续阅读宋明理学在江西

关学考察小记(二) 之生玉蓝田 —— 从“吕氏四贤”到“牛才子”

从北宋吕门四贤到近代的牛才子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使命。但是亲眼看到“吕氏四贤”的家族墓被盗,牛才子的墓被毁,心中不免悲凉。想想北宋时关学兴盛,翘楚中华,不下于洛学;想想《吕氏乡约》破除佛老,让整个关中的风俗为之一变;想想牛才子芸阁学舍闻名全国,招纳海内外学者们论道解惑,做为一个笃信儒学的关中人,又一次迸发出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

引子

吕氏兄弟墓发掘现场

2010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其中西安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赫然列于榜上。该墓群使用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共计埋葬五代吕氏族人。 出土墓志内容丰富,为研究北宋官制、科考制度以及河南汲郡吕氏家族起源、分支、途迁和定居西安蓝田后的家族发展谱系、延续脉络、家族成员在墓地中墓穴的排列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这次意义重大的考古发现源于一次保护性的墓地发掘。2006年1月,蓝田县三里镇乡五头村的吕富平纠集了其他同伙一同盗掘了自家的祖坟。由于这不肖后人对祖坟的破坏,当地文物部门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了保护性发掘。2006年3月至2009年底,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从出土墓志和器物铭文证明它们分属吕大临从兄、从弟、从弟媳、侄女所有,共清理墓葬29座(成人墓葬20座、婴幼儿墓葬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砖、石墓志铭24块,另勘探出家庙遗址一座。 有关蓝田吕氏家族的故事也慢慢展现在世人面前。 五里头村目前仍居住不少吕姓村民。而且据说在五里头村小学位置,当年有一座祠堂,有人说那里正是吕氏家族的家庙。直到现在,在学校的操场上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的地基痕迹,院子里还有两棵老树,而在教学楼的后面还发现有安放房柱的柱础。除了五里头村的吕氏后人外,在距离墓地几公里外的乔村,也有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姓吕。经走访得知,他们正是蓝田吕氏家族的后人,乔村有位老人表示,“(五里头村)有家族谱,原来在吕氏家庙,现在烧了,再没有家谱延续”。 继续阅读关学考察小记(二) 之生玉蓝田 —— 从“吕氏四贤”到“牛才子”

逃往何处?

Jacob's Ladder,该画藏于大英博物馆,描述的是圣经中雅各在梦中看见天使上下的天梯。

逃避,是指躲开不愿意或不敢接触的事物。段义孚先生希望通过一种别致的视角“逃避主义”来认识自然,解读文化并审视自我,同时针对现代社会中悲观主义横生的情况,希望每个积极的个体能够走出无法挣脱的现实和混沌的思考,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值得的珍惜的事物。段先生认为,“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太多美好的事物”,“即使不存在真正的天堂,即使上苍只是偶尔才会惠顾我们一下,我们也应该少一点绝望,多一点希望和光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逃避”被当作贬义词使用。一般来说,是指个体因无法忍受“现实”状况,而向“真实”进行运动的过程。可能很多学者希望用“征服”代替“逃避”来描述该运动的过程,但细想一下,并不是所有这类过程都是可以用征服来诠释的。那么,人类到底是在逃避什么?“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一是自然。严酷的自然环境、突发的自然灾害都会让人们产生逃避的念头。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二是文化。逃避喧闹的城市生活,逃避猛于虎的苛政,逃避严厉的宗教禁锢,这些统统都属于逃避文化。人类逃避的对象之三是混沌。混沌的、不清晰的状态令人感到困惑与费解,人们总是试图寻找清晰与明朗。人类逃避的对象之四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或兽性。人类对自身某些粗鲁的特征感到羞耻和厌恶,于是乎,人类作出种种努力,想要逃离这些本性。整容、遮羞等皆属于此类逃避。”

本质上,“逃避”推动了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与进步。在逃避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借助各种文化手段(组织、语言、工具等),所以说“逃避”的过程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正如我们说,逃避是一个过程,那从现实到真实的穿梭,又是基于何种状态呢?可以料想的,人类来自于原始的自然环境中,憧憬着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调和人地关系,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希望逃避现有的生活状态而朝自己心里幻想的环境而努力。而什么是人类幻想的终极美好环境呢?——也许就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堂。在天堂里,自然环境优美,文化生活富足,社会关系和谐。按照段先生的观点,人类最终是在逃向自然,逃向真实,逃向清晰。可是,理想的讲,天堂本身是可能无限逼近但并不可得的,人类最终的归属是死亡的虚无。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最佳生存状态或许是“中间景观”——它是理想与现实的中介,它使人类不必迁徙就可以逃避自然界的原始与蛮荒。与大自然和大都市这两个端点相比,中间景观看起来更加真实,更富有生活的气息,而且更像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继续阅读逃往何处?

关学考察小记(一)

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历史上的关中学者当之无愧。但不得不承认,从刘古愚、于右任之后,近百年来再没有出现关学代表人物。(PS:吾辈的责任重大啊。)

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关学”之名是由冯从吾编著《关学编》为始。所谓“关学”,即关中(散关以东,函谷关以西,武关以北,萧关以南,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nán)、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牛兆濂、柏景伟、宋伯鲁、于右任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 (PS: 吕氏兄弟,冯从吾,李二曲,刘古愚,牛兆濂,于右任都是继关学的代表人物。) 继续阅读关学考察小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