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富裕社会

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原始的富裕社会》一文中,曾把石器时代描述成“最早的富裕时代”。他论证道,一个富裕社会是“其间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他认为,以某些标准来衡量,石器时代社会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加符合这一标准。

诚然,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也没有强大的医学技术来延长自身的生命,但是当时人类的正常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满足基本要求所需。也就是说,他们很少遭受严重的食物短缺之苦,而且小型团体的游牧生活还能使之远离规模稍大的定居共同体所特有的疾病。更有说服力的是,通过对工业时代个人平均工作时间和石器时代人类为了获取维持生计的食物所花费的时间的比较,萨林斯发现石器时代人类并不需要拼命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其工作量远远小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部分工薪阶层。这样,他们就会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享受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石器时代人类是否“满意”当时的生活水平,或者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类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但至少这些空闲时间可以让当时的人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了资产阶级启蒙人物卢梭在1755年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卢梭逻辑清晰的阐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即人类的“原始状态”,才没有奴役和屈服,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他用抒情的笔调极力的赞扬了自然人和自然状态。而当伏尔泰看到这篇文章后,却反讽道:“看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作,我为此谢谢你。在企图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愚蠢上运用这般聪明,还是从未有过的事。捧读尊著,人们不由的渴望用四肢爬。”在伏尔泰看来,卢梭的这种思路是神经质甚至可怕的。这不仅是希望人类重返原始社会用四肢爬行,更是在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继续阅读原始的富裕社会

近思札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 苏轼如此评价韩愈。这大概是为君子的最高境界吧。

“长安韦杜,离天尺五。” —— 杜氏和韦氏是唐朝时期长安有名的望族,现在西安市的郭杜和韦曲就是这两大氏族当年聚居的地方。

梁启超可算是说了句大实话:“近来学界最时髦的话头是‘唯…主义’、‘唯…主义’,…. 我认为人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整理即在复杂矛盾的中间,换句话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凡讲‘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之《朱子语类评》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方以智的儒生写本书《物理小识》,里面谈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提出了“宙轮于宇”的命题,即“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这个说法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要早250多年,但是遗憾的是,这只是方以智迸射的思想火花,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

理一分殊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事物的共性,也就是事物共同之理,但是却进一步探讨不同事物的相对特殊性。理学家们抓大放小,忽略了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之术有二,曰致知,曰履事,兼之者上也。——王廷相

阳明先生“格竹寻理”的典故是心学批判程朱理学的一个主要实例,但这也不免牵强,说是格竹,只是看竹七日就能明其理吗?我觉得未必,即使当时的科技手段不如现在先进,但也需要不同的格竹之法综合使用。说白了,阳明先生只是想以此产生强烈的对比,凸显顿悟的重要性。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继续阅读近思札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杨奎松:“中国道路”的推广与夭折

“中国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纯粹是中国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当时特殊的外部条件所造成的。相信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赢,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违反常识的一种一厢情愿
“中国道路”主张引发非议
1949年11月16日,新中国刚刚宣告诞生一个半月,就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即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刘少奇以会议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并代表中共中央致开幕词。他在致词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道路”的概念,并概括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公式。这就是:

(一)统一战线;

(二)共产党领导;

(三)武装斗争。

刘明白宣称: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他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也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故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为此,他告诫与会亚洲各国代表称: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革命的军队。“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 继续阅读杨奎松:“中国道路”的推广与夭折

重走长征路之四 陕甘边与习氏父子

这次重走长征路,我考察了位于陕甘边的南梁乡和梁家河村。习氏父子分别在这两个地方工作过。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曾领导创建了以甘肃省华池县南梁乡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由他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习近平副主席也曾在梁家河大队知青五载有余。

毛主席曾评价习仲勋是一位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近平副主席曾这样评价自己在陕北知青那段经历,“从陕北出来,我已经是一个经过一些历练的共产党员了。过去讲信仰,好像是一种很虚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一代青年成长履历就是红卫兵时代跟着激动,那是一种情绪,那是一种氛围;到了文化革命理想破灭,最后变得甚至是一种虚无。最后在那种年龄段,以及在那种时代变成是一种叛逆性,或者说是一种批判主义色彩,最后看书呢,都是批判地看,看那个社会都是批判地看,其实自己呢,钻进去再走出来,最后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要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理念是从这么一个过程建立的,不是一个很一帆风顺的一个理想的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坎坷的成长过程。但是我觉得从被动到主动,但这个时候是扎扎实实的,真正是自己的,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是经得住考验的。” 继续阅读重走长征路之四 陕甘边与习氏父子

GDP和国力

转载一篇历史爱好者写的关于历史真相解读的博文。虽未考证,但对于两宋来说,其经济实力远超过盛唐的“开元之治”,也高于明清。但为什么宋朝GDP如此之高,却依然国土沦陷,积弱守道呢?而盛唐经济虽不如宋,甚至不如隋朝,为什么国力雄厚?想必世人更乐于评价一个朝代强盛而带来的“幸福感”,并不以经济实力论成败。

可见,GDP原来和国力并不成正比关系。特别是当下中国GDP超过日本,却又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让国人揪心于GDP和国力的关系。我觉得当代中国似乎也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是不是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大家自有评断。 继续阅读GDP和国力

小小的思辨

一直想把www.yenching.org 买下来,毕竟自己活在燕京,吃在燕京,又学在燕京。所以一直在whois.net上面tracking 域名的到期时间。幸运的是发现2010年2月5号到期,盼星星盼月亮到了2月5号,没想到这厮又续交了一年管理费 👿 。说起来也挺牛的,到了最后一天才续费,真给我泼了盆凉水。

记得那天讲到人地关系,后来又思考了很多,其实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着人地关系展开的。而历史学又是在研究什么呢?司马迁在《太史公序》里有一句话,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中”究天人之际”也就是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地理学和历史学有极为相似的研究目标。粗略地讲,地理学和历史学都是在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只不过说,地理学更注重空间层面,而历史学更注重时间层面。其次,任何概念都有一个限度,关于地理学,按照钱学森先生的说法,其研究范围是自大气层到地表以下五十公里的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而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时间范围。

如此看来,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罢了。所以——

1)单纯从地理,或者单纯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不是就能最好的诠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辩证的看,如果缺乏历史学视角来研究地理现象,那么地理学将缺乏纵深,而如果没有地理背景去诠释历史问题,那么历史学将显得单薄。

2)历史地理和地理历史。更多的我们把历史地理做为地理学的一个子学科,该学科强调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去解释有关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问题。而关于地理历史,没有这个概念。倒是可以找到地理史这个概念,而地理史,可以理解为一种专门史。


几本书和杂念

books and my bed
books and my bed

自把床拉倒写字台旁边,就似乎回到了在南大20舍时的床上学习生活。。。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

最近对关学比较感兴趣,又读了张载,也初识了冯从吾和刘古愚以及一批关学精英人物。字面上讲,关学就是指关中学术,但该此自出现起,就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并不是最为宽泛的关中学术。狭义上讲,关学就是指张载的个人学术,张载思想主要有两个特点:1)以气为本,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2)注重实践。其门派发展极盛时,和洛学不相上下。(“关学之盛,不下洛学。” —— 《宋元学案.序录》),但是可惜的是,自张载谢世后,其学生很多转投二程门下,即使获得张载正传的李复也因长期在外做官,使关学没能像洛学、闽学那样形成一个传承的谱系,《宋元学案》也叹息说“再传何其寥寥”。(PS:我个人觉得,关学未能形成完整的谱系的另一个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关中地区处于边疆地区,战乱纷至,没法像洛学和闽学那样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培育和吸引一批知识精英。);而广义上讲,正如张载之学称为“关学”是后世学者所加,关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泛指自张载以来,活跃在关中地区的儒学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关学的发起是由明达大儒冯从吾,他搜罗关中学者编纂成《关学编》一书,将关中理学成为关学,并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可。同时,广义上的关学也有着重视自然科学研究,注重实践的特点。关学和关中人的性情是分不开的,而性情又和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无关系。

地理环境对关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造成了契丹、女真、党项,以及蒙古等多个民族入侵中原地区,从而使两宋时期多个国家并立,特别是在北宋地处的边疆的关中地区,为什么又能产生关学?(如果从气候入手,可参考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及史念海先生撰写的一系列关于黄土高原以及黄河流域的论文。)

读《人文地理学概说》之二 (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回溯)

关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李旭旦先生从战国时期的《尚书. 禹贡》谈起,由于禹贡记载了古代九洲的地理环境以及方域、土壤、物产田赋、交通等情况,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方志雏形的地理著作。《周易》提出了“视乎天文,以察时变;视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论点。

先秦著作《礼记.王制》指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这其实就带有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孟轲在《孟子.公孙丑下》中则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进一步提出了天人相关论,他主张人类应“制天命而用之”。在他的《天论》篇中发表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管仲在《地员》篇认为:“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已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东汉王充的《论衡.明雩》篇中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主张人和地各有规律,反对人地关系的绝对化。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约533-544年)中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说法,已具有人类对自然应该合理利用的思想。“因地制宜”这个四个字虽然是《随书.经籍志》656年才提出,但是这种思想很早就被重视。唐代刘禹锡(772-842年)主张人地相关论,认为:“天与人相交胜”,“还相用”。

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1631—1692年)的《读史方舆纪要》都讨论了各地区和人地关联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虽然讲关山险隘,却一再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清朝刘继庄(1648-1695年)认为治学要解决实际问题及“天地之故”,即要求以人地关系来研究好分析学术问题。最后,李旭旦先生又指出,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人文地理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 继续阅读读《人文地理学概说》之二 (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回溯)

范式或新工具? paradigm or new tools?

Peter Galison (彼得.格里森)
Peter Galison (彼得.格里森)

Prof. Macedo并没有激发起我对Thomas Kuhn(库恩)和peter Galison(格里森)兴趣,我当时上她那门 Inquiry of Philosophy 也搞不清所谓的科学革命史是在说什么。不过好歹,我算是读下来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昨天上computaional methods for historical analysis一门课, 又提及了科学革命的问题。首先,我在想到底诸如历史这种humanities 的学科算不算Science?其次,如果算是Science,那么也一定在库恩和格里森争论的范围之列。库恩和格里森都有着物理学的背景,所以他们在解释其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的时候,会常用物理学范畴里的概念诠释问题。

库恩很大程度上认为科学的发展取决于范式的更替,比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经典力学的范式到相对论的范式,从而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而格里森认为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工具(new tools)的产生和发明。虽然格里森在提出该观点的image and logic《图像与逻辑》一书于1997年才问世,但是他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的追随者也深感惋惜库恩离世太早,都没有机会当面听听格里森的观点,并与之辩论。如果你对库恩和格里森感兴趣,可以看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研究员所写的《另一种科学革命》一文。

回到历史学,这也是我所关注的,包老师从两种科学革命的方式(paradigm/new tools)具体到历史学的范畴之类。单纯从新工具的角度理解,GIS、社会网络分析、text-mining 是不是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手段,并可以一定程度提升历史学研究呢?

韩毓海谈”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

“而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但这已经是大形势已去了。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韩教授说到这里赢得了听众的一片掌声。”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授,著有《天下-江山走笔》等著作。韩老师也曾担任多部电视剧的编剧,《我亲爱的祖国》曾先后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其新著《500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致力于“以中国为本位”去观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历史的变迁,探询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并以史料丰富,见解深刻著称。韩老师一直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韩毓海

近代以来,对中国命运一直存在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从来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只是在1840年以来由于外敌入侵而衰落,另一种看法就是中华文明从根本上是一塌糊涂的,几千年都是专制和独裁的,只有现代的工业文明才能使中华文明中的糟粕得到荡涤。但500年来中国逐步衰落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韩老师便以自己的新书为题目,开始了今天的讲座。

韩教授从过去“言必称希腊”,到现在“言必称欧美”开始,来说明,其实我们一直对欧洲的形成没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公元1000时期的欧洲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继续阅读韩毓海谈”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

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1. 郑声淫,非中和之道。 —— 宋史 卷一百二十六 志第七十九
  2.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论语.阳货篇
  3.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八佾篇
  4.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论语 . 卫灵公

放逐郑国的乐声,不用巧言的佞人。因为郑声淫,佞人危险。郑声淫,是说郑国的音乐声调,滥无节制。佞人,例如少正卯,言伪而辨,所以不能用。治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孔子告诉颜渊,博采历代的长处,确定时令、车制、服制,选最好的音乐,以及禁用郑声佞人,自能树立宏规,治国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见。

PS: 关于音乐吧,我觉得应该就音乐而论音乐,不要夹杂太多政治引导以及个人感情因素。Love and Joy 吧。

书中两篇文章——南咏的《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及应国靖的《也谈<何日君再来>问世经过》,推荐一读。

继续阅读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磨勘

  • 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唐内外文武官员考课,由本司及本州府长官按规定考核其功过行能,分九等写入考状,由吏部与各道观察使复验,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磨勘之名始于此时。宋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并确定磨勘名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规定京朝官任中外职事代还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皇帝亲自黜陟。景德四年(1007),规定文武官任满三年以上,方得引对升秩。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宋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又《奏重定臣僚转官及差遣体例》:“旧制京朝官三周平磨勘,私罪恶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赃罪者五周年。今后内外差遣京朝官无赃私罪者,依旧三周年。” 继续阅读磨勘

三个人, 两条胡同, 一段爱情

第一次接触金岳霖,是看他的著作《形式逻辑》,该书吸收西方哲学成果,并结合中国哲学特点。值得推荐大家一读。金先生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长年戴着像网球运动员的一圈大沿儿帽子,连上课也不例外。

图中左侧为金岳霖先生

以后又知道了金岳霖一生爱恋林徽因,并终身未娶。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居住在北总布胡同24号,金岳霖就搬到林宅隔壁的东罗圈胡同北3号楼。虽不能娶林徽因,却无时不刻在爱着林徽因。金先生曾说:“恋爱是一个过程,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 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对于恋爱和婚姻如此有理性的解释,大抵也只有出自金先生之口。很多人评述说,金先生乃圣人,所以我们还是敬畏,不要以常人的心态去臆度。“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引人瞩目的一副金岳霖、邓以蛰联名题写的挽联。据说此后金岳霖经常还探访林徽因的墓地,很多人是因此才知道金岳霖先生和林徽因之间关系,或许也因此疑惑,因为人们常常习惯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来评判他人。其实,大凡徜徉在理念空间的哲人,很少会被尘世的欲望所缠绕,如很多大哲终其一生都没有结过婚。 继续阅读三个人, 两条胡同, 一段爱情

浅谈中国古代的“恩荫制度”

恩荫(恩蔭、恩廕)制度,汉代一般称之为“任子”制,就是高级官员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是先秦世官制度的孑遗,是贵族特权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变异形态。在察举制度出现前,它是当时选任官员的主导形式,察举制出现后,它与察举制平分秋色,仍然在选任官员制度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凭上代功勋而获得的官职。

  • 1)《中国国学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恩荫”一词仅出现两次:后唐明宗《施行恩荫敕》(《全唐文》卷111)和裴夷直《张克勤恩荫请回与外甥判》(《全唐文》卷759)。这里的“恩荫”基本上与当时流行的“门荫”同义,不同于宋代以后获得特定含义的“恩荫”和包含特定“恩荫”含义在内的广义的“恩荫”。至于《全陈文》卷8徐陵《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则是泛指,不包含制度的意义。 继续阅读浅谈中国古代的“恩荫制度”

Every dog has his day!


好久没有更新blog,给大家简要汇报一下近况,一切都好,狐朋狗友们勿念。中旬四篇paper 要deadline,我最近在拼死拼活的赶paper。忙里偷闲会看看浅白色的《巴黎没有摩天轮》,这本书已从国内飞到我的床前,我给大家看。在哈佛的同学可以向我借阅。在国内的可以去当当网上买。过几天我再写这本书的book review。

再说我拼死拼活的paper,其中两篇paper我想来讨论最近读的韩明士的《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一书。这本书获得了列文森奖,Prof. Bol推荐给我,还是很值得一看的。这本书强调了区域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对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这两个方面都是我这学期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何从GIS和SNA的视角来辅助历史学研究。

wedding

green man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Mark Owen结婚了,这个老男人以前在Take That乐队的时候我就很看好他,How deep is your love 是俺英语的启蒙歌曲之一。后来团员Robbin Williams单飞了,Mark Owen也出了自己的专辑,不过Mark出专辑的速度似乎很慢,我在市面上唯一见到就两盘专辑。而最最好听的则是他的第一盘专辑 GREEN MAN。其中Green Man,Child,以及Clementine这几首歌是要隆重推荐给大家的。不过,按照shuojun的话讲,Mark的歌曲确实有点忧郁。其实呢,他一方面是确实表现出一个剩男的抑郁闷骚(他最闷骚的一句话说 dead for a while and resurrect with a smile),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位老男人浩瀚无垠的父爱(Child这首歌 一定要听的吧。)。。不过他今儿个终于结婚了,婚礼很低调,Mark 和嫂子都很幸福,祝福他们,感触呀,每一个男人不论多阴郁都会有自己最幸福的时刻,every dog has his day!

20091110_markowen3